第一問：杭州“問題車展”展出的僅僅是問題嗎？
據(jù)主辦方稱，這些問題車都是經(jīng)過正當維權后，沒有得到廠家或經(jīng)銷商合理解決的。“革命無罪、造反有理”，普通市民看到問題車展，必然會懷有深深的敬意，并對受挫的車主表示同情。但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問題車中，有些車的問題并不復雜，很多故障是可以通過廠家妥善解決的。是溝通不暢，還是過度維權，我們不得而知，但媒體借用自身平臺將有些個案過度放大，顯然有待商榷。
有業(yè)內人士稱，問題車展為人所詬病的，不光是其維權形式；與問題車展同步進行的，還有一個“雙信”(值得信賴的4S店和汽車品牌)評選。兩大活動都是同一個班子在做。也難怪有些品牌連問題車展的門檻都摸不著。
對于消費者來說，“3·15”是一年365天中最能挺起胸膛的一天，但也僅限于這一天。不只是因為中國現(xiàn)有的維權環(huán)境較差，維權成本太高，消費者保護法規(guī)跟不上，媒體自身也有責任。
第二問：三包政策保護了誰的利益？
從至今的實施效果看，汽車三包政策對消費者維權難、舉證難等問題幫助不大。反過來，有了三包政策，廠家和經(jīng)銷商應對消費者維權更有底氣，且政策制定的細節(jié)基本可以保證消費者退、換車無望，基于三包賠付的前提是必須在正規(guī)渠道保修，更保證了經(jīng)銷商的售后業(yè)務，增加了廠商的盈利空間。
與國內汽車三包接近的法規(guī)有美國的“檸檬法”。上世紀80年代，“檸檬法”實施初期，美國三大車企在全國的退款就達10億美元。中國的汽車三包政策出臺近半年，沒聽說哪個廠家為此付出額外的代價。
一句話：如果消費者嚴格按照三包政策來維權，就目前汽車行業(yè)的制造品質和服務水準看，基本實現(xiàn)不了維權成效。汽車三包出臺已成雞肋。
第三問：車企們顫栗吧！3·15到底是誰的節(jié)日？
隨著大多數(shù)媒體生存環(huán)境的日益惡劣，以及自媒體的蓬勃發(fā)展，“3·15”愈發(fā)呈現(xiàn)出可怕的殺傷力——很多媒體鉚足了勁兒，希望能夠通過爆炸性的案例一炮打響，或者坐等企業(yè)來“公關”；更多的消費者平時投訴無門，也只能在這個時候通過各種渠道訴說自己的“冤情”，希望能夠通過媒體曝光解決問題，當然，也有可能成為部分不良媒體的“棋子”。
幾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。當媒體由監(jiān)督者變成被監(jiān)督、被嘲弄、被消費的對象時，誰也笑不出來。因為，“3·15”不是媒體的節(jié)日，更不是企業(yè)的忌日，它應該屬于消費者。正如鳳凰衛(wèi)視時事評論員杜平所說，中國越來越重視“3·15”，甚至已經(jīng)被稱為節(jié)日了，但越是重視它，就越是感覺到中國消費者的權益沒有得到維護，你看在西方國家，根本就沒有“3·15”，因為不需要“3·15”，他的權利也能得到保障。
第四問：在中國，3·15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存在？
“3·15”之后，消費者的維權路就平坦了嗎？看看每年“3·15”群情激憤的樣子，就知道之前這一年，侵害消費者權益的案件仍然居高不下，沒有妥善解決的案件仍有一大堆，實在沒辦法，只好攢到“3·15”來解決。這充分說明，國內缺少完善的維權法律體系、執(zhí)行有效的維權部門、程序清晰的維權路徑，更說明制度化、程序化的維權環(huán)境仍是空白。
消費者維權本來是執(zhí)法部門的事情，但都攢到“3·15”這一天，期望某家媒體報道來解決，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事情。再說，短短幾天時間，寥寥幾家媒體的報道，并且報道僅集中在部分領域和部分案例，遠不足以解決消費者的所有維權問題。沒見國外有哪個媒體在同一天集中報道各種維權案例，他們有正常的維權程序和途徑，有嚴格的維權法律體系。產(chǎn)品質量出了問題，消費者按程序辦事就夠了，最多是媒體跟進報道。
第五問：正當維權和過度維權的邊界線在哪里？
“正當維權”與“過度維權”沒有法律上的界限，區(qū)分只有一個原則，就是“權利不得濫用原則”。也就是，維權者不得對他人侵權，不得以侵權的方式去維護自己的權利。比如說，4S店門口的大條幅和“驢拉車”的情形，消費者有自己的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權，商家有自己的名譽權。二者都是受法律保護的。但是，從法理上說，應當側重保護消費者的表達自由。
有法可依的消費者為什么還會選擇去4S店導演鬧劇呢？很多情況是因為消費者不知道如何舉證，而且法律程序復雜。“誰主張，誰舉證”是我國《民事訴訟法》規(guī)定的一般證據(jù)規(guī)則。之前，消費者要想證明某個商品存在瑕疵就必須拿出證據(jù)來，但因為不掌握相關技術等信息，消費者舉證往往非常困難。
